我的初中生活

思想如水(思想如水)

我的初中生活

      1964年秋，我考入山東菏澤三中，學校在離家大約9公里的沙土集鎮(zhèn)，12歲的我，從此離開父母，開始了獨立生活。

      我被編在九級四班，全班五十多人，男生占4/5以上，全部住一個大宿舍，宿舍里高低床一個挨著一個，我當時睡的是上鋪。同學來自方圓幾十里的周邊，年齡參差不齊，記得當時我最小，有的甚至比我大七、八歲。

        到校后，首先遇到的一個大問題是吃不飽。跟父母住家里，無論好壞，總不至于餓肚子。況且我是家中唯一男孩，一直受照顧。但住校就完全不同了：學校給學生的定量是每天1斤，這對于正在長身體的半大小子來說，顯然是不夠的，于是只能“糧草先行”，事先準備好窩頭、鍋餅之類帶去學校。冬天尚好辦，到了夏季，窩頭沒過幾天就開始變質(zhì)發(fā)霉，甚至長出白毛。怎么辦？那畢竟是從父母口中省出來的口糧，豈能忍心棄之？再說，扔了又吃什么呢？

        學校離家按說并不算遠，但當時既不通汽車，自己又買不起自行車，只能靠兩條腿。所以，十幾天才能回家一次，這間隔，也是補充給養(yǎng)的周期。

        班上大多數(shù)同學來自農(nóng)村，多數(shù)都是帶窩頭來學校，少數(shù)也有帶炒面的。一位家住城里的同學，長得白白凈凈，穿著也比我們體面，但就是有一個小毛病，分享食物。他口袋里隨時裝一把小湯匙，遠遠看到哪位同學的炒面沖泡好了，馬上湊過來掏出湯匙不經(jīng)允許參予享用。為此，大家都有些討厭他，躲著他?，F(xiàn)在想想也不難明白，原來城里同學的肚子也餓得慌。

        吃不飽肚子是當年的一個普遍問題。那時，農(nóng)村實行人民公社和生產(chǎn)隊制度：村民被稱為社員，每天鐘聲一響，隊長便開始派工，指定社員去哪塊農(nóng)田去干活，有專門的記分員，出工給記工分。到了年底，根據(jù)每家所掙工分數(shù)分配口糧?？诩Z按粗細比例發(fā)給，小麥為“細”，高粱玉米之類為“粗”。有一年，我家劇然只分到30斤小麥，過年過節(jié)，一年全家需要的白面都靠它。一個略帶悲苦傷感的特定場景至今仍歷歷在目：在我老家，餃子是過春節(jié)必不可少的美食，而那頓一年才可能吃到一次的餃子，永遠是黑白兩色分明。白色的極少，是給奶奶的特供食品。

        當時，母親帶著姐姐、妹妹和我過生活，勞動力只有她一人。雖然每天拼死拼活地干，甚至被累得患了嚴重的胃下垂，我家仍然嚴重缺工分。有時竟無糧可分，甚至要花錢去抵買工分。再后來，雙胞胎弟弟出生，家境如雪上加霜，有多困難，可想而知。為此，父親終于辭去了在鎮(zhèn)上糧管所當會計的公職……

        為解決糧食不夠吃的問題，紅薯成為了當時的主糧，因為它產(chǎn)量高。紅薯既可挖地窖保鮮儲存，又可切成片曬干后磨粉。紅薯蒸煮后即可食，但很容易引起胃酸燒心。我與同輩人當年都是吃紅薯長大的，那滋味，與當今城市男女在街頭享用美食烤紅薯，可是天壤之別！紅薯窩頭味道也不美妙，除非摻進一些大豆磨粉，問題是大豆與小麥一樣稀缺。我每隔一段時間回家補充的給養(yǎng)，主要就是這種紅薯干窩頭。

        在學校搭伙是需要交糧票的，而農(nóng)民獲得糧票的唯一途徑，是把自己家存的那點可憐的糧食，按規(guī)定的粗、細糧比例送到當?shù)丶Z所去兌換。籌措在校搭伙每月需上交的30斤糧票有多難，不言而喻……

        直到現(xiàn)在，我都特別討厭吃冬瓜，因為這種東西，初中時代留下的記憶太深了。當年，校園有大片的土地，老師帶領(lǐng)學生們開辟成了菜園，主要種植冬瓜和空心菜。

        當年學生食堂那口超大鐵鍋，可謂壯觀！其口徑至少兩米以上，鍋鏟則是完完全全的鐵鍬。這口大鍋，每天的主要任務(wù)就是炒冬瓜。說“炒”并不準確，因為學生交納的伙食費是每月6元，學校不可能有多余錢買食用油和各種佐料，炒冬瓜實際上是白水加鹽煮冬瓜。雖然饑腸轆轆，但每天吃這個也會生厭。

        為學生解饞的途徑還是有的，而且頗為有趣。當年，我們菏澤三中周末組織學生打兔子，在菏澤全縣都是出了名的。到了這一天，全校過節(jié)般地熱鬧喜慶，同學們異常興奮。既是一種室外體育，還是一場師生同樂，且能收獲常年難見的肉食。打兔子其實是一種原始的圍獵：仗著人多勢眾，老師和同學們手拉著手，把一塊偌大的田地圍成一個包圍圈，一邊吶喊、敲擊臉盆一邊繼續(xù)縮小。終于，驚魂不定的兔子們發(fā)現(xiàn)包圍圈竟有一處漏洞，于是不約而同地都往那里逃生。其實，那里早已張網(wǎng)以待。

        兔子也有突圍成功的時候，但您說怪不怪，每次都是從女生扎堆的地方逃出去，于是，女生便會成為被打趣的對象……

        那時，還沒有“統(tǒng)一校服”一說。穿什么才象個中學生呢？開學前，母親為難了好長一段時間。我們當?shù)爻霎a(chǎn)一種棉花，長出來就是一種接近淺咖啡的顏色。搶在開學前，母親又紡又織夜以繼日，終于用這種土布為我做了一套學生裝。甭說，還真合身！全家人都很高興。

        長這么大沒穿過洋布衣服，母親很有些愧疚，于是想到姐姐定婚時對方送的一塊洋布。布的顏色很鮮艷，當時都叫它海軍藍。母親動了心思，想讓姐姐貢獻出來為我做一條洋布褲子。起初姐姐不舍得，還哭了鼻子，但后來還是欣然同意了。就這樣，這條完全不適合男孩子的鮮艷無比的褲子，被我穿進了校園。當時，第一次穿上洋布衣服的我只顧著高興，完全不知道這種顏色穿在我身上都多么搞笑。不過，那時的人一般都待人寬厚，竟然沒人笑話我。

        至今幾十年過去了，每臨近春節(jié)，我都會按慣例給姐姐寄上一點銭，而每當填寫匯款單時，我都會不由自主想起姐姐曾贈予的那塊洋布。有幾次，匯款單竟然知不覺中被我的淚水打濕……

        當年，鞋子也沒得穿?？吹轿夷_上的鞋子張著嘴，班主任劉元瑋老師心疼不已，于是滿處為我尋找可穿的鞋子。始終難以忘懷的還有教俄語的趙曼娜老師，在那艱苦的歲月里，她曾給了我慈母般的溫暖長輩一樣的關(guān)懷。有一次，看到我身上的棉褲褲襠處開線了，她把我叫到辦公室，一針一線地為我縫補好……

        一九六六年，風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華大地，我們學校也未能幸免。學生分成了保守派、造反派，貼大字報、辯論，校園一片混亂，大家東躲西藏，生怕發(fā)生武斗。

        轉(zhuǎn)眼到了一九六八年，有一天突然來了一隊解放軍，說是接兵的，其中還要選擇有文藝特長的學生，而我會拉二胡在學校無人不曉。當時掌權(quán)的造反派堅決反對，說我是保守派，況且我還未到法定參軍年齡，但接兵的依然選中了我，并悄悄地提前給我吃了定心丸。

        當年接兵團的董團長特別喜歡我，他不知在哪里聽說，說我是“保守派的黑秘書”，說人家在前方貼大字報、辯論，我卻躲在房間里起草標語口號。這個玩笑，每次見到我他都要開一次，一直開了很多年，只到他逝世前的戰(zhàn)友聚會中，為他老人家最后一次敬酒……

后記：我寫這篇回憶錄，起初純?yōu)?/font>“自娛自樂”，既不為發(fā)表賺流量，也不為教育任何人。但寫著寫著，想法越來越多：如今大家享受的物資豐盈、奢華富足的生活，難道就是生活的常態(tài)和本質(zhì)嗎？難道會一直保持下去嗎？我所經(jīng)歷的初中時代，至今不過半個世紀，那又是一種怎樣的天壤之別的生活！把眼光再放遠些，中國老百姓幾千年的生活史，實際上就是一部忍饑挨餓的苦難史。今天物質(zhì)豐盈富足的生活，放在歷史長河中看，簡直太短暫了！今天的生活與以往乃至將來的生活，其中有沒有必然的聯(lián)系？無論從個人，還是社會整體看，生活起碼都包括物質(zhì)和精神兩個層面，它們互為表里，互相滲透，是一個不可割裂的有機整體。例如，物質(zhì)匱乏年代的今天的人際感情、倫理關(guān)系、社會風尚，與那個物質(zhì)匱乏年代已經(jīng)發(fā)生了驚人的差別，是可喜，還是可憂呢？常言道窮家出孝子，過去的為人子女者在承擔家庭責任，孝敬父母方面所具備的情愫和道德底線，走到今天為什么會淡化和滑落呢？如今許多年輕人心中只有自己，要開好車、住好房，殊不知支撐這種虛華光鮮的，不僅是父母的節(jié)儉，還有他們無奈和眼淚……連續(xù)幾年大范圍的新冠疫情對國民經(jīng)濟的影響是慘重的、深遠的，對百姓個人生活影響也一定會是嚴重的、持久的，有沒有必要從現(xiàn)在開始，提倡過幾年苦日子？

我大哥在外工作幾十年，如今退休湖北武漢年近七十，思鄉(xiāng)之心油然而生，想借此機會找回一絲兒時的記憶和同伴。請編輯審閱，謝謝！